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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丘挺:中国水墨画的现代意义

2019-07-06 17:10:00 来源:澍雨画馆作者:澍雨画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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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关于“中国画”和“水墨”衍生出许多概念。它们来源于不同写作、展览对部分作品的类型化命名,多取狭义内涵且缺少缜密、深入的概念史考量,野蛮生长而难免漏洞重重。二者的概念论争与走向探讨并未间断,对它们的界定也往往因人而异、难以概全。饶有意味的是,不管个人旨趣偏于哪个立场,似乎都认为对方是目前势头过盛的一方。是否,它们真的成了张力的两端,相互牵扯又难以彼此取代?

各从局部设论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人们的基本共识较为缺乏,但学术讨论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言说基础和逻辑前提,而不是以阵营之别作为判断依据。另一方面,存在先于概念,后者的内涵与外延是流变的,它不应成为研究与创作的预设边界。由此,重要的不是对边界的墨守,而是我们能否不被狭隘、虚妄所蒙蔽,不由强势所裹挟,如此才能在祛除预设之见的历史维度中对艺术创作有所推动

——缑梦媛



丘挺  园林系列之十二  纸本水墨  35×25cm  2013年



更化则可善治

——中国水墨画的现代意义

文 / 丘 挺


在中国绘画史上,“水墨”是中唐以来指称中国绘画的一个重要概念,而“中国画”的称谓则出现甚晚。晚清以来,国运颓唐,国家遭遇民族存亡危机,伴随着对“民族国家”建立的期待,国人全面反思传统文化,新的国族意识逐渐确立。为了区别于西洋,强调民族性和国家观念的认同,表明中国身份,“中国画”慢慢取代了“水墨画”,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回望历史,“水墨画”与“中国画”这两个词,尽管其意涵在社会、文化变迁中不断衍化,指代有变异,但是原来的价值系统大抵保持稳定。

在国际语境中,“中国水墨画”的提法越来越被普遍接受。历史地看,“水墨晕章”“墨分五色”等水墨概念已经代表了“中国画”的一些基本特质,不会因为叫“水墨画”而消解笔墨理法和程式语言系统的内在理路及品评标准。然而,“水墨画”之名又似嫌宽泛,因此“需要某种限定。如从文化精神方面,而称‘中国水墨画’……就稍为确切些。” ① 我认为,“中国水墨画”这个称谓同时兼顾了价值系统的整体性与历史性。

近几十年,“新水墨”概念的提出,好像是有意跟传统中国画所界定的笔墨理法、品评方式拉开距离。不少批评家认为水墨是农耕社会的产物,在新时代有不可救药的滞后性,水墨语言中环环相扣的程式是中国画发展的障碍,把程式看成是封闭性的、陈陈相因的。因此,对水墨现代性的期待变成了对传统的抛弃、与传统的简单对立;或者将现代性等同于西方化,以“新”“前卫”标识身份,升级了进化论的合法性,而对其传统渊源、现实处境罔顾所以。在此借用余英时先生在《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中的一句话:“科技甚至制度层面的西化并不必然会触及一个文化的价值系统的核心部分。” ② 因此,坚守笔墨理法价值系统的有识之士认为,“水墨”尚不能概括“中国画”这个称谓,或者说有价值模糊的趋向和危险。所以,针对今天边界模糊、跨界时髦的艺术界,有必要厘清什么是中国水墨的核心价值。“水墨”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分:狭义的界定标准是指以水和墨作为媒材。在中国的正统观念里,细笔、粗笔、疏体、密体、青绿、浅绛等均包含在水墨丹青系统中。笔墨则是水墨最为核心最基本的语言,也是中国画家艺术理想的载体。③


刘国松  吹皱的山光  纸本水墨  40×26.5cm  1985年


“水墨画”体现的是历史化观念,在传统的知识系统里,它是表现精神生活的重要方式。无论是古代或是当代,它兼具日常性、生活性、行为性、仪式性,而超越性是水墨精神之旨归,传统雅集、送别、渔樵、行旅、问道、耕读等,无不有之。比如经久不衰的《潇湘八景》中去国怀乡的诗画吟咏,沈周画《墨牡丹》记录的挑灯夜赏的追写,《落花诗》中文征明、唐寅等人的吟咏唱和,石涛的《黄砚旅诗意册》记游式山水等,不胜枚举。世俗情怀与诗性的超越精神相融相化,思古之情与求新之念错综生发。因此,深厚的中国画不仅仅是单纯的绘画,它的内容就是思想,是一种很有学问的人文之学。这些积极因子均是值得当代水墨艺术再挖掘,可以启发当代水墨画的地方。

今天中国水墨画的发展境遇,是在“西学东渐”的大时代背景下思考中国水墨何去何从。我觉得目前面临的更重要的讨论不是“东西”“新旧”的问题,而是水墨画内部结构的研究挖掘与再认识,自律性和外部拓展两方面的有效统一。当代中国水墨画无论进行何种模式的探索,都不能回避一个核心:把握、研究、探索文化生成的根源,以及经典的启示性。老子说:“能知古始,是谓道纪。”深入研究传统的核心概念、历史、技艺,在当下显得尤为重要,如以“图真”论为核心的气、韵、思、景、笔、墨六要精义的阐发;书画品评从语义到概念生成的研究;对理、法、品、悟合一的整体观照;注重手艺、技法的尊严。坚实的技法是对艺术效果和手段精确的区分和联系。

中国水墨画的笔墨理法系统是高度形式化的,复杂而有序。传统程式是可以因时趋变的开放系统,不拘泥于固定状态,黄宾虹反复强调中国画笔墨理法的重要性,他说:“理法乃巩固精神之本”,进而又说“舍置理法,必邻于妄;拘守理法,又近乎迂”。

当代中国水墨画从创作到市场运作均重技术功用之路,缺失德性对知识或技术之觉悟与渗透,因而水墨艺术生发的纯粹起点——艺术的“自性”似乎也渐被遗忘,缺失那种不受制于物、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逍遥境界与超越精神。因此,如何在今天的社会情境中呈现水墨的现代性与东方精神,以水墨探索一种西方没有的对艺术的理解和立场,是每个中国水墨艺术家都要面对的问题。而一个水墨画家内在情怀的饱满度、对社会人文的理解、对造化流变不居的体认、对绝对题材的挖掘、对材料敏锐的把握、对时空归纳的个人体验,这些能力综合起来才能建构有时代性、有精神深度的中国水墨画。


注释:

① 童中焘《“笔墨”与“中国水墨画”》,收录于童中焘《中国画画什么?》,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7年版,第98页。

② 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446页。

③ 笔墨不仅能表现物象的轮廓、阴阳向背及质感,它是画家心灵的迹化、性格的外现、气质的流露、审美的显示、学养的标记,集中地反映了画家艺术表现的高下精粗。可以讲,笔墨在表现造化之骨气和精神的同时,还有不少传统朴素的辩证哲理(如强调阴阳、虚实、开合等)。当然,笔墨也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分:狭义的“笔墨”是指具体的笔墨技法,如用笔如何,用墨如何;广义的则更包含气、景、章法、色彩等完成一幅气韵生动的作品所运用的一切手法,而用笔、用墨的种种技法和风格都是笔墨具体化的表现和运用。

丘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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